关于李德的身份，多数中史著作都认为其是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德的身份受到了质疑，伍修权、师哲先后在回忆中认为李德不是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1932年秋，李德到达上海几天以后，就同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工作关系。不久，埃韦特在给国际执行委员会皮亚特尼茨基汇报中就提出将把李德派到中央苏区，据《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1932年12月初于上海）显示：“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他那个局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之下，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我想，您是同意对问题的这种提法的。”埃韦特说的“邻居”和“他那个局”，俄罗斯方面在编辑档案资料时分别注明“指O·布劳恩”（李德的名字）、“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紧接着，国际执委会皮亚特尼茨基在给远东局人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李德应到中央苏区工作。据《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1932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记载：“瓦格纳（李德）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在那儿他应从当地朋友们那里领取薪金。请在你们的报告中告诉我发给他的确切数目。”
可见，国际明确指出李德应当到中央苏区工作，且对李德的相关薪金支付都给予明确，说明李德到中央苏区工作是国际的决定。对于国际执委会的这种决定，远东局积极回应并落实，据《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1933年2月7日于上海）记载：“不言而喻，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即李德）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和的。当然，当他本人在那里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得好得多（此事正在安排中）。”
于此可见，李德到中央苏区工作是经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提议并经国际执行委员会皮亚特尼茨基批准后再由远东局具体安排的。简言之，李德到中央苏区工作的确是国际的意思、和决定。
由前可知，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是远东局提议、经国际批准的。据李德回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准备迁至苏区，总军事顾问又指日可待，可以预料，我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一定会受到相当的，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埃韦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
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会。其他的命令和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关于顾问工作，国际执委会确实对其“军事方面的、或指导”有明确。例如《国际执行委员会处委员会会议第334（B）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15日于莫斯科）：“军事部分先给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的一些同志看看，然后发给中央，并指出，这不是，而只是，最后决定应由中央自己作出。”又如《国际执行委员会处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于莫斯科）：“致中央，抄送代表（埃韦特），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如何决定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
实际上，李德对于国际的也是积极接受，并做了认真准备的。李德回忆说，“我利用这段时间，彻底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中国的参考书，并开始学习中文。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李德回忆：“1936年中央同莫斯科恢复了无线电联系以后，我几次向洛甫（张闻天）请求把我召回苏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毕竟是1932年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的国际代表和中国会的军事顾问”。李德终究是等到了国际召回的决定，1939年8月2日于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给中央的电报这样写道：“中央请速将李德派到我们这里来。继续把他留在你们那里工作是不合适的。”
这封电报对于我们确认李德的身份、或任务具有关键作用。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在谈论或判定李德的真实身份时,几乎都忽略了这封电报所蕴含或透露的重要信息。作为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亲自给中央发电报明确要求召回李德，并说明其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央继续工作，表明国际认为李德作为中央军事顾问的已经结束了。
在季米特洛夫发给中央电报召回李德25天后，1939年8月27日早晨，洛甫亲笔告知李德速到机场随同等人一起飞往莫斯科。
综上所述，李德的确是国际派到中央的军事顾问，不仅其到中央苏区工作是国际的决定，其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事顾问也是国际的。
（作者为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悦是谁儿子